2016年1月4日，新京报《“网络医托”围城》等3篇报道终于见报。记者从领题到稿件发表，前后恰好经历了50天，其中，33天在卧底。以下是这位调查记者的自述，讲述自己与同事卧底网络医托公司、乔装打扮成患者到男科医院就诊的艰苦过程。
在我有限的职业生涯里接触的选题中，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接触到的这些莆田系医院这样践踏道德底线、并且成规模有建制，披上网络的外衣处心积虑地去谋取“病人”的钱财——甚至有些人根本没病。
接触医托，并不是第一次。此前做脑瘫儿童基金调查，遇到一名15岁的脑瘫女孩，她和她的父亲就中了圈套，带着她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从重庆来到北京，被医托骗掉了辛苦筹集的一万块钱。
后来，我们了解到，这在当下成千上万的网络医托大军中，并非孤例。
2015年11月15日，我们接到爆料人的线索，半个月后，我们循着他提供的线索开始了卧底生活。
派遣4名搭档
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最近经常想念我男朋友。”圣诞节的那天晚上，我的搭档“师爷”（一个女孩儿）几乎是用哭腔告诉我。我知道，她是辛苦极了：她平日的穿着格外干净整洁，但她所在的宿舍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热水了，而且她已经连续两周没有休息。
而几个月前，当我找到师爷，派她去医托公司时，这个看起来文静、说话动听、毫无攻击性的女孩欣然接受了我的任务。“这份工作我很适合，正好可以学习些知识，回头给大家开男科讲座。”
虽然没有毕业，但她已经是一名有丰富经验的卧底。此前，她曾卧底多家幼儿园，记录幼教乱象。现在，她要把家当转移到这个位置较为偏僻的医托公司宿舍。
师爷是我们派向医托公司的第四名搭档。之前的三位搭档，一位由于担心不适应环境而选择放弃，一位没能通过面试，还有一位卧底一周后收获甚少——她不习惯看男科资料，遂不得不让她退出。
朝九晚五点半，这是我所在的医托公司的工作时间。上班时间里，大家都是对着电脑屏幕或者手机聊天，同事之间鲜有言语。
“同事”们往往要等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。网络医托们一样很努力，为了争取更多“病人”到诊，他们中的很多人自愿加班：一般来说，一天之中，从下班到晚上九点，这个时间段，“患者”有空闲时间可以和你“聊病”。如果是上晚班，则需要到23点才能下班。
事实上，当我自己走进这样的医托公司“上班”时，我才真正理解小伙伴们的畏难情绪。
真正的疲惫来自假设身份带来的心累。
下班后的时间，才是我真正工作的黄金时间。我告诉“同事”们，自己先前做医疗版块的广告营销，是从南方来北京学习先进营销“经验”的。起初，除了在少数问题上犹疑不答外，其他问题，我的“同事”们基本上有问必答，而越到后期，我们的沟通越顺畅。只是，离开外出，我也需要向同事们编一个完美的“借口”:“去我大学同学那里玩一下”。
公司还为我们安排了宿舍。宿舍为三室一厅的房子，一间屋子3张上下双人床，有种回到了学生时代的感觉。每天下班，回到宿舍的第一件事情是插上热水器的电源。把热水烧得足够热，洗澡。这是我一天之中最为惬意的时候，此时，我会不断地回想一天之中经历的事情，同时又不断地清理，放松，放松，再放松。一丝不挂的驱壳，这才是我最真实的自己。窗外北风呼啸，粘在窗户上的塑料纸随着风吹的节奏一张一合，我和”同事“们伴着窗外马路上昼夜不息的车流入睡。
网络医托公司在线上有了一套“坑爹”的话术，线下的诊断同样是陷阱连连。为了拆穿他们的谎言，在完成线上的资料搜集之后，我们组织了系列的线下暗访。
我们了解到，北京智者创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至少为北京建国医院、北京曙光医院、北京长虹医院等4家在京医院招揽“患者”。
到了12月下旬，我和留在线上的搭档互为配合，开始进行与线上涉及的民营医院相关问题的暗访调查。为了采集更多的样本，我先后邀请了多名同事参与，他们一下就看穿了我的“阴谋”，断然拒绝。只有同事林员外好骗，容易入套。
林员外以“早泄”为由进入了北京长虹医院。医生告诉他，是由于阴茎敏感度过高导致了早泄，需要在他的小弟弟身上动刀子，把敏感的神经割掉那么一点点。
让他耿耿于怀的是，进一次北京长虹医院，菊花被爆了两遍，B超室里留下了杀猪般的嚎叫，以及被白白牺牲掉的万千子孙。当时，他回来给我复述就诊过程，把我笑喷。
“之前不知道还有前列腺检查这一项。”林员外追悔不已。可怜的老弟，心理受伤指数估计超过了一万点。
当然，我也先后走进北京长虹医院、北京建国医院、中国武警总医院、中日友好医院4家医院检查，前述两家医院均告知我身患多种疾病，需要尽快治疗，甚至手术；而后两家医院则明确告知没有前述两家所说的疾病，最为滑稽的是，北京建国医院的医生否认了北京长虹医院医生的诊断。
我们的摄影记者卢露为了拍到第一现场，被对方发觉，最后在派出所调解后方安全离开。
稿件刊发后，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派人来到报社，希望进一步核实了解详情，并于当日立案调查。
辣评
治理医托，别再让记者冲锋陷阵了
近日，上面这篇原题为《记者卧底33天 小伙伴被男科医院虐到惨叫》的文章在网上引发了热议。记者在文中披露了自己与同事卧底网络医托公司、乔装打扮成患者到男科医院就诊的艰苦过程。记者的行为令人钦佩，但疑问也随之而来：某些男科医院、网络医托明目张胆的不法行为，为何非要等到记者寻找到线索后，才能得到有关部门立案调查呢?
其实，记者卧底暗访出的问题，虽令人愤怒，但不令人惊讶，因为类似剧情，早不知道上演过多少次?
不能不佩服，这些大小不等的男科医院，具有非常缜密的“违规思维”，因为不管什么时候，男科一直是这些机构用以勾钓人群的重要内容。这是有原因的。因为男科事关男子汉尊严，所以容易得到重视，人群的就诊意愿比较强烈;而且，男科疾病非常常见，患者数量庞大，有充足的客户源;此外，男科疾病大多可治，医疗风险较低，投入成本也不高，入行门槛比较低;最后，男科涉及隐私，医保及正规医疗机构的实名制让部分患者望而却步，这也为非正规医疗机构雇佣网络医托对这些男性“下手”留下了缺口。
有人认为，之所以打击这些医疗机构、网络医托不利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法律不健全，违规成本低。事实上，法律存在瑕疵只是一方面。治理不法男科医院与网络医托，卫生、公安、工商这些部门都有责任，只要各部门各司其职，该管的管，该查的查，不法分子也没有多少施展空间。记者能发现的问题，那些专门负责的部门，又岂能发现不了?最根本的，恐怕不是“能不能”的问题，而是“想不想”的问题。治理医托，别再让记者冲锋陷阵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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